作为表达时代模范人物的话剧作品，《农民院士》，以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为原型，展示了他在云南乡村以技术扶贫、从而改变乡村生活的事迹。从话剧情节来说，基本有三个段落，第一段落，是以“种土豆”来进入乡村生活，第二段落，是以“种三七”来深入乡村心灵，第三段落，是以“论文焦虑”来表达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。如此三个段落，从历时的线索上，大略完成了对农民院士朱有勇及其科研团队的事迹书写，颇为流畅。
“种土豆”也好，“种三七”也好，凡是了解过一些新闻的人，对此都不陌生；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，值得深入品咂的是：土豆，是饥荒时候的粮食，温饱时候的菜肴，是果腹的食物，满足的是人的基本生存需求；而三七，则是一味药，不仅可以入膳食，更可以入药治病。剧作家以“种土豆”切入扶贫，展示的，正是扶贫初级阶段的最高任务——解决温饱问题；但进入第二阶段，种的是三七，培育的是疗愈人的药材，紧接着而来的扶贫任务，就不仅是致富了，而更指向了乡村社会中的人心，甚至是人格。于是，深层次的思考从这一阶段浮现：被扶贫的村民，他们拥有金子般的心灵，他们与扶贫者之间，构成了相互支撑、彼此依靠的关系，所以，可以举全村之力，去救助被困在山洞里的扶贫者，但是，善良而朴实的人性，也是有缺陷的，于是，扶贫的猪种，可以为了温饱而拿来吃掉，为了赚钱，地里的三七，可以不顾归属权地随意处置，甚至为了填补亏空，去挖别人家的劳动成果……“种三七”阶段所涉及到的问题，就不仅仅是物质脱贫，而是精神健全和人格再造了，这是脱贫之后，我们所面对的更艰巨的问题——然而，这些问题，从纵深处看，并非一时一地的小问题，而是中华民族从启蒙到救亡到解放的大问题。事实上，翻阅中华民族近现代史，从谭嗣同、梁启超他们开始，就一直力图解决这个问题，但终其一生，也只能开个头，其后，一代又一代的志士都为此理想而奋斗，历经百年，直到今天，永不断绝！因此，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完成解答的问题，而是一项伟大而壮丽的事业；另外，从当下来看，即便仅仅指涉扶贫，精神与人格层面的“扶志”，也是政策扶贫、教育扶贫才能关照，而超出了技术扶贫、院士下乡的能量所及，由此，剧作提出了追问，但在剧中，并不能解决。 从“种土豆”，到“种三七”，到第三个阶段，就是“种自己”。晏阳初曾经说过，欲“化农民”，需先“农民化”，扶贫，得把自己变成一颗种子，深深地扎到扶贫的土里，才能长出一个更好的、更健全的“人”。这一阶段，编剧以朱有勇科研团队成员的“论文焦虑”为核心，显现出了一个“知识分子人”的心灵成长。 这一段素材，当然来源于朱有勇的名言——“把论文写在中华大地上”——但对于现实中的高校“青椒”群体而言，践行此言，却千难万难，在一个“唯论文”、“唯影响因子”的科研评价体系里，发表不了论文、论文不能高倍引、影响因子低，却是直接影响前程乃至生存处境的事情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发表论文和职称晋升，也是一种高校“青椒”的温饱或发展的需求。于是，作品突出了一位“论文焦虑”者：周华强。周华强焦虑于发论文、评职称，心态失衡下，差点要放弃，但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顺利评上了高级职称，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论文。 周华强的焦虑，显现出的，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焦虑。 在下乡的扶贫语境里，这其实是两种“温饱”需求的冲突，一种，是底层贫困人口的温饱需求，另一种，是城市文明体系中、科研教育体系中的底层人口的温饱需求，某种程度上而言，这两种“温饱”需求的冲突，并不容易得到调和。剧本当然给予了周华强以圆满的解决，他的职称解决了，论文也发表了，但是，如果职称依然没有解决呢？论文还是被退稿呢？这样的焦虑，当然会继续发酵，直至最后放弃。剧作家在此又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：第一，从价值评价体系方面来说，从国家政策层面，应制定何种价值评价体系，才能减少当代中低层知识分子的焦虑；第二，从知识分子个人而言，应坚持何种标准，来实现自我价值。第一个问题，当然是剧作无法解决的，只能提出，以观后效；第二个问题，则显现出同为知识分子的创作者心灵思考的自我投射。这种心灵思考，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刻的，也能同样引起观剧的观众的反思，但问题在于，如果重点在于提出——知识分子不应把个人晋升和论文发表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准，最终，就没有必要强调周华强论文发表和职称通过的“成功”，因为，在这之前，他们已经获得了真正的成功，那就是，得到了人民的认可：在他们受难时，是人民一片一片搭起浮桥、一个一个组成人梯来营救他们，那一瞬间，他们彼此牵连，融为一体——这是最高层级的褒奖，比任何冠冕、任何影响因子都让人信服！